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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拋棄散養不可取 中國養豬業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

來源:觀察者網 www.hniisk.tw 發布時間:2019-10-14

  八月份以來,生豬和豬肉價格快速上漲,這與全國各地生豬存欄量尤其低直接相關,從而浮現供小于求,供求矛盾凸顯。而生豬存欄量低是由三個緣故引起:一非洲豬瘟是造成存欄量突降的直接緣故;二農村生豬禁養是造成存欄量減少的主要緣故;三在上述兩個條件的前提下,生豬的生產周期是存欄不足的客觀緣故。

  總之,這次由非洲豬瘟直接引起的豬肉市場的大幅度波動現象,與養豬產業的市場化改革密切相關,尤其是采取激進的農村生豬禁養政策,破壞了以某村為代表的農村養豬業作為穩定器的作用。面對生豬與豬肉市場失靈現狀,環繞著穩定豬價和生豬生產,從中央到地方密集出臺各種措施。

  8月21日,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,斷定五項具體措施,其中兩條就是請求各地廢除超出法律發的生豬禁養、限養規定;發展規模養殖、支持農戶養豬;9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出臺《關于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建議》指出要穩定生豬生產、促進轉型升級、增強豬肉供應保障能力,其中提出加快構建現代化養殖體系,要踴躍帶動中小養豬場(戶)發展。

  緊繼而交通運輸部、財政部、自然資源部等相關部門緊急出臺一系列極具針對性的政策與文件,助力生豬生產與豬價穩定。可見政府意識到市場存在的問題,一方面盡善市場,加強各個環節的監管;另一方面賦予農村養豬戶生存空間,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發展。作為激進的市場化改革的產物,農村禁養政策是存在問題的:

  一是忽視中國的基本實際。根據2018年國民經濟統計公報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39538萬人,比上年末增添530萬人,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3137萬人,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.58%,比上年末提高1.06個百分點。由此可知,農村常住人口占6億左右,這些人口主要分為兩類:一是以老年人為主的小農群體,二是是以中青年為主的中農群體。

  這兩類人群是農村養豬業的主體,形成了以散養與中小型規模并存的家庭農場養豬模式。根據中投顧問發布的《2016-2020年中國養豬業深度調研及投資前景預料報告》預計未來我國養豬產業,大型和超大型養豬企業占30%,中小型的家庭農場和養豬大戶占70%。實際上,從80年代企業陷入養豬業開始,養豬的規模化得以開啟。從人力勞動到機械化養殖,從散養到專業化養殖,生產效率提高,規模化養豬占比越來越高,其中大型企業生豬出欄逐漸提升。

  然而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與實際,與“三農”有機結合的農村養豬業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與現實性,從而實現小農戶與現代養豬業的有機銜接。

  種養結合的生豬生產模式,既有助于農業去過密化,同時吸納中農群體。一方面能夠滿意鄉村豬肉市場的需求,使得農村作為豬肉市場穩定器的作用與功能能夠潞傍保持,避免浮現社會性恐慌;另一方面有助于穩定基層秩序。作為養豬業的中農群體,通過養殖獲得不低于打工的收入,成為鄉村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管理的中堅力量,從而有助實現鄉村管理的現代化。

  二是政策制定過程采取排斥散養與中小型規模養殖。政策更多的作用在于規范與引導,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,而不是限制與禁止,從而破壞農戶養殖的踴躍性。

  其排斥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:一是惠農政策中更偏向于企業與大型養豬場。惠農政策更多是通過補貼的形式體現。根據《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(2016—2020年)》,其補貼政策主要分為五個:良種補貼政策,范圍限定在天津、河北等省和黑龍江農墾,廣東農墾;調出大縣獎勵政策,范圍更是限定符合中央標準的調出大縣;標準化養殖項目,范圍限定生豬主產區;生豬育種補貼,范圍是國家核心育種場;生豬養殖保險政策,沒有具體限定。

  即使在具體補貼上,逐漸從能繁母豬300頭以上或生豬存欄500頭以上的規模場、散養戶等傾斜,但數量有限,主要是疫苗補貼,養豬良種補貼、生豬撲殺補償,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貼等底線補貼,而相關的貸款、獎勵、保險等方面幾乎處于空白,即使政策有,也沒有相關的動力基礎。可見中小型養豬場和養豬大戶的劣勢地位,其發展更多的依賴自身的資金與資源、依賴自身發明市場,“我們規模小,補貼少,貸款也比較難,銀行不愿意貸”。

  二是農村禁養政策強制推行。通過環保、強制升級等政策形式,甚至部分地區限制養豬業的情況,如某省某市共劃定148個禁養區,總面積2211.8平方公里。畜禽養殖禁養區內共準備關閉搬遷規模養殖場區126家、養殖專業戶969家,已關閉搬遷養殖場120家、專業戶938家,盡成任務進度的96.6%。這種以行政主導的方式,是激進的,不合理的。

  一方面極大的增添養豬戶的成本投入;另一方面無形中的擴大市場風險。農民的理性受到抑制,主體性未得到尊重,嚴重打擊養豬的踴躍性。從目前看,農村養豬業雖然存在專業化不足,環境污染、病害傳播等問題,然而政策并不在禁止,而是引導轉型升級,從而能夠符合中國目前發展的生豬與豬肉需求和食品安全。

  綜上所述,生豬與豬肉市場的劇烈波動贈予我們的啟示:惟獨結合中國基本實際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合理的政策,才干真正的推動養豬業的轉型升級,否則不僅會造成養豬市場的動蕩,且會影響社會穩定。忽視中國基本實際,是違抗中國發展基本前提的,違抗中國“穩中有進”的發展基調。

  對于養豬業而言,脫離“三農”實際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斷定性和不穩定性,危害中國長遠發展目標;另一方面采取激進的措施,揠苗助長,極易消解了中國農村養豬業作為中國養豬業現代化的穩定器的作用,不利于中國發展的現實需要和食品安全需求。

  總之中國養豬業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,其專業化、規模化與機械化的現代化道路,既需要政府的長期規劃與有效引導,也需要市場客觀需要,同時也要尊重農戶的理性選擇和主動適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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